在袭扰全国的阵阵热浪中，7月8日，2023版《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来了。

(相关资料图)

初代《蓝皮书》发布于2008年，被普遍视作中国政府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标志。

据悉，中国气象局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办公室每年都会更新和发布新的蓝皮书，以反映中国气候变化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旨在为中国的气候变化应对工作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华尔街见闻从这份最新版《蓝皮书》上看到，全球变暖的趋势仍在持续，而中国的升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水平，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次也呈显著增加趋势。

在浩浩荡荡的围绕“双碳”的气候进程中，2022年中国高温和干旱风险指数也达到了1961年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这让那些坚持视气候变化为如隔云端的宏大议题的观点都显得苍白无力。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切实审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风险的重要视角。

为什么中国温升更快？

中国气象局全球表面温度数据集分析表明，2022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年平均值）高出了1.13℃，为1850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六高值；2015～2022年则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八个年份。

最近10年（2013～2022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14℃，较2011～2020年平均值高0.05℃。2022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温较常年值偏高1.0℃，是1901年以来第二暖年份。

人体体温升高1℃会被视为发烧，而地球这个庞大系统的持续“发烧”，让意图控制温升的《巴黎协定》面临着尤为严峻的挑战——该协定将全球温升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工业化前的1.5℃确定为温控目标之一，依照现在的趋势，留给未来80年的温升空间已经岌岌可危。

或许更严峻的现实是，中国的升温速率还要高于同期全球水平。根据《蓝皮书》，1901～2022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升高0.16 ℃，高于同期全球平均升温水平。2022年中国地表平均气温较常年值偏高0.92℃，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三个最暖年份之一。

1961～2022年，中国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次呈显著增加趋势，2022年中国共发生极端高温事件3501站日，极端高温事件频次为1961年以来最多; 其中，重庆北碚（45.0℃）和江津（44.7℃）、湖北竹山（44.6℃）等共计366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中国平均升温速率较全球更快的原因是多方面交织影响的。”一位中国气候问题专家对华尔街见闻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了大规模的能源消耗、工业排放和城市热岛效应，这些因素都对气候产生了影响，加剧了气候变暖的趋势。”

而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相对有限的土地资源，可能也成为这个问题的“放大器”。“人口密度高和大规模土地利用改变了地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导致更高的能量吸收和释放，使温升问题雪上加霜。”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地域辽阔，气候特征多样，一些地区面临着干旱和水资源短缺等气候变化的挑战，而其他地区则面临着极端降雨和洪水等问题，这些变化也对中国的平均温度产生了影响。

《蓝皮书》则指出气候变化的两个重要驱动因子。一是太阳黑子相对数年平均值明显增高，意味着太阳后动快速上升；二是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逐年上升。后者显然来自人为因素。

2021年，全球大气平均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三种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分别为415.7±0.2ppm、1908±2.0ppb和334.5±0.1ppb，均达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1990～2021年，中国青海瓦里关大气本底站二氧化碳浓度逐年上升；2021年，瓦里关站大气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年平均浓度分别达到：417.0±0.2ppm、1965±0.6ppb和335.1±0.1ppb，与北半球平均浓度大体相当，均略高于2021年全球平均值。

这也成为中国积极推动“双碳”行动以回应这个问题的科学依据。

气候风险告警

气候风险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经济的重大干扰项。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博士研究员马克西米利安·科茨在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中表示，变暖的空气容纳了更多的水蒸气，最终变成降雨，尽管从大气动力学角度来讲，区域降水的年平均值变化越来越复杂，但由于这种水汽效应，全球每日极端降雨量正在增加。

他领衔的团队研究发现，极端日降雨量和潮湿天数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

《蓝皮书》则勾勒出中国更加严酷的情形：1961～2022年，中国极端日降水量事件频次呈增加趋势，平均每10年增多18站日；中国年累计暴雨（日降水量≥50 mm）站日数呈增加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了4.2%。

世界气象组织(WMO)的一份报告显示，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大多数灾害类型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上升。与2001-2020年的均值相比，2021年干旱、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上升了63%、23%和147%，其中洪水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高，达到184亿美元。

然而，极端干旱也在这片辽阔大地的另一端同时发生。这同样归咎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引起了大气环流的扰动，例如强化了副热带高压和季风系统的作用，导致了降水分布的不均衡，即在某些地区降水增加，而在其他地区降水减少，同时气候变化还导致了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增加，在一些地区，这可能导致更多的水汽输送到该地区，增加了降水的强度和频率，但是由于大气环流的改变，水汽输送可能受阻，导致某些地区出现干旱。”上述气候专家解释道。

《蓝皮书》显示，1961～2022年，中国气候风险指数呈升高趋势；2022年高温和干旱风险指数均为1961年以来的最高值。

2022年中国曾对全国范围发布干旱预警，持续高温致使河川干枯，包括全球第三长河流长江的部分流域；四川省水力发电量显著下跌，引致限电，部分航道停航。六省市区超过200万公顷农地受灾。

气候变化带来的水资源危机也在《蓝皮书》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中国天山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阿尔泰山区木斯岛冰川、祁连山区老虎沟12号冰川、长江源区小冬克玛底冰川和横断山区白水河1号冰川均呈加速消融趋势; 2022年,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物质平衡量为–1251 毫米水当量，是有连续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低值，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和老虎沟12号冰川末端退缩距离均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

“冰川面积缩小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冰量的变化反映了冰川水资源的损失。”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资源研究院研究员陈仁升的观点认为，冰川是一座“固体水库”，对河川径流起着重要的补充和调节作用，“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冰冻圈快速变化对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水文过程与水资源具有较大的影响。大多数冰川消失以后，一旦降水量减少、气候变干，西北干旱区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长期水危机。”

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2021年和2022年亚太灾害报告》估计，在亚洲，中国每年需要的适应投资最高，为1888亿美元，其次是印度，为463亿美元，日本为26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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