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马克·华生（Mark Watson）在服务14年后离开了太古集团。此前他曾在国泰航空、英国航空和总部位于伦敦的能源零售协会的环境事务岗位上留下足迹。

这次他决定用25年可持续相关的阅历，为拥有1450个员工的Teneo在亚太地区建立ESG咨询方面的关键能力。这家与克林顿夫妇关系匪浅的公司在2019年的一次股权交易中估值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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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马克在ESG Clarity网站上发布的一篇作品勾勒出他本人对于中国科技巨头ESG探索的观察。和此前冷酷下调评级的晨星（Morningstar）不同，这位国家专家对中国科技巨头ESG表现的评述中多了几分人情味。

“注视”建构了他者与自我的关系，当中国科技企业作为整体被来自海外——尤其是在国际ESG舞台上拥有先驱影响力的欧洲经验——的目光久久注视，或许企业的“真实”才得以重新确立。

融入和赶超

围绕ESG的一个争议在于中国是否有必要融入这个被西方话语所定义的游戏规则中。然而无论有多少激越的反对声浪，对于人类共同体而言，这个“游戏”在客观上才刚刚开始，对于“规则”的开放态度是一个国度拥抱世界、构建自信的基础。

“中国科技企业已经意识到了ESG对于其长期发展和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性，并且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其ESG表现。这些努力正在让中国科技企业赶超西方同行。”马克在文章中写道。

他举例称，蚂蚁集团在2017年发布了其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且开始不断提高其ESG目标和标准，与全球最佳实践对标。该公司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和监督其ESG战略，并且将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蚂蚁集团通过其数字平台和创新能力，为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如绿色金融、金融普惠、碳中和技术等。

而阿里巴巴集团在2020年发布了一份详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且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中和。此外，该公司还通过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培养数字人才、保护用户隐私等方式，在社会和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此外，中国科技行业还有许多其他企业也在积极推进自己的ESG议程。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百度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AI伦理委员会，并且制定了一套AI伦理原则；在游戏领域，腾讯已加强了对网络安全和反欺诈的投入；在电动汽车领域，小鹏汽车已经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并且与供应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中国科技企业在ESG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且正在赶超西方同行。这不仅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和环境的改善。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中国科技企业在ESG方面持续加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并且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建立更紧密和有效的合作关系。”马克评述道。

马克在文章中也对比了中国主要科技企业的碳中和承诺和进展，发现大部分中国科技企业在碳中和承诺方面都缺乏细节的披露，不清楚具体如何实现相关承诺。而百度、蚂蚁集团、阿里巴巴和腾讯则是少数例外，提出了清晰的碳中和目标和路线图，并引入第三方认证增强工作的科学性。

转型和动因

基于对亚太环境事务的了解，马克尝试分析了中国科技企业进行ESG转型背后的几个重要动因。

“首先是中国已经宣布要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低碳转型。这对于中国科技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们需要在自己的业务模式和运营方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更加严格的环境要求。”“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逻辑在马克的观点里也是最关键的力量。

其次是投资者层面上对于ESG表现日益重视。中国科技企业也面临着更高的透明度和披露标准，以及更多的外部评估和审视。这意味着它们需要在自己的ESG战略、目标、数据和报告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满足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期望，并通过提升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信誉和吸引力塑造国际领导力。

华尔街见闻注意到，具体到科技企业，2021年中国在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领域的立法高歌猛进，可谓立法“大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在2021年11月的生效，中国网络空间监管的立法框架基本尘埃落定。该法律被广泛认为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数据隐私保护法遏制科技公司采集各类数据行为的严厉程度全球居前，媲美世界最健全的网络隐私保护框架——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多的互联网用户，许多外国企业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打交道，法律的出台成为中国科技企业ESG行动的灯塔。

最后则是消费者对于ESG价值观的趋于认同。随着社会意识和公民参与度不断提高，中国消费者也越来越关注企业在社会和环境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且通过自己的购买行为来表达自己对于ESG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这给中国科技企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让它们可以通过展示自己在ESG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来增强自己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治理之困？

不过，和有强劲政策领航的碳领域不同的是，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国科技巨头的作为似乎比较有限。虽然同样开始作出改进的努力，大多数科技企业的董事会都引入了相当数量的独立董事，然而，通过对比，马克发现在董事会多样性方面，与西方同行女性董事平均占董事会总人数的28%水平相比，中国科技企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横向比较的几家中国科技企业中，蚂蚁集团和网易的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最高，分别为37.5%和33.3%，而剩余的中国企业低于30%，甚至在董事会中没有女性董事。以女性的共情、沟通能力和前瞻性、包容性特征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并使董事会性别构成优化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准则的重要议题，事实上，与国际平均水平、国内其它行业相比，中国科技巨头的表现整体上还是可圈可点的。

根据近日国际指数编制公司MSCI ESG研究部发布的《女性董事比例进度报告》，2022年在MSCI全球指数成分股中，女性首席执行官的占比从上一年的5.3%上升至5.8%，女性首席财务官的占比由15.8%升至16.9%。新兴市场企业中，女性首席财务官的占比是19.9%。对比马克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科技领域几个巨头企业都超过了这个标准。

回到A股市场，据同花顺数据统计，5123家上市公司有高管39604名,其中女性9889名，占比为24.96%，多数科技巨头可以持平这一水平。

但如果从女性董事长的角度考虑，上述几家纳入马克视野的公司都没有实现“0”的突破。而A股中董事长为女性的上市公司有322家，占比超6%。从行业分布来看，女性董事长任职状况在行业中呈现不均匀分布，女性董事长比例居前的行业是医药生物、基础化工和电子、计算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