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传统五金制造企业星徽股份以15.3亿元全资收购了跨境电商公司泽宝技术。泽宝曾是与安克创新、帕拓逊齐名的"亚马逊三杰"之一,2007年由孙才金创立,2017年营收17.43亿元,是星徽当年营收5.26亿元的3倍多。这场被业界视为"跨界联姻"的并购,一度被视为成功样本——2020年泽宝营收近50亿元,占星徽总营收86.43%。但蜜月期仅维持了2年:2020年8月创始人孙才金离开,核心高管批量出走,2021年亚马逊封号事件后泽宝再未恢复,如今作为运营主体已消失,跨境电商业务仅剩3.85亿元。
走进星徽股份位于佛山的厂区,宽大的停车场、连片的厂房、展厅里各式各样的五金件,都表明这是一家典型的制造业企业。唯有办公楼一楼水牌上,还留有泽宝存在的痕迹——上面印着泽宝的企业价值观:"以贡献者为本,建立完善的人才价值评估及激励体系,识别出自动自发价值创造的贡献者,给予其更多成长空间及相应的回报。"
但理念的张贴与实际的融合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除了这个宣传栏,从一楼到顶层的展厅,几乎再也看不到泽宝的痕迹。翻阅星徽股份2025年年报,同样已经看不到泽宝的经营数据。曾经与安克创新、帕拓逊并称"亚马逊三杰"的跨境电商标杆,如今只作为一个诉讼符号在法律文件中出现,其跨境电商业务仅剩3.85亿元的收入规模。一个价值观宣传栏还挂在墙上,但那些践行这一价值观的人,多数早已离开。
这场文化碰撞的根源,在于两家企业底层基因的根本差异。星徽股份从事精密五金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是一家典型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约10万元,管理层年薪上限约50万元,习惯了层级管控、稳态毛利考核的科层管理模式。泽宝则是互联网基因浓厚的跨境电商公司,总监级员工年薪可达百万元,运营以灵活投放、数据驱动为导向。创始人孙才金曾直言:"除了供应链工厂有一点点雷同,99%都是差异,几乎没有共同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泽宝的这套竞争力,正是在孙才金的主导下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据邦阅网等公开报道,孙才金对产品研发有着近乎执拗的投入,很早就在工业设计(ID)和市场研发上重金布局;据泽宝内部人士介绍,泽宝当年投入的 ID 设计费用是同行的十倍,且坚持从目标人群的真实需求出发去定义产品,而不是照着爆款抄——这在一个拼价格、拼上新速度的行业里是相当另类的选择。与此同时,泽宝还是行业里最早一批切入亚马逊 VC(Vendor Central,供应商/自营模式)业务的卖家,凭借先发优势,这块业务的增速一度非常迅猛。
这套“重设计、重研发、从需求出发”的打法,早在泽宝时期就用 VAVA 验证过一次。据 lekshop、Notebookcheck、PR Newswire 等公开报道,VAVA 是泽宝集团旗下的智能家居品牌,很早就切入激光电视这一高端品类,市场认可度颇高,且卖的是不折不扣的高端价:旗舰 VAVA Chroma 三色激光投影仪众筹价 2899 美元、官方建议零售价高达 4699 美元。它的众筹成绩相当亮眼——首代 4K 超短焦激光投影仪在 Indiegogo 众筹超过 200 万美元,成为全美最畅销的超短焦激光投影仪;2021 年的 VAVA Chroma 上线首日就突破 400 万美元,最终募得约 780 万美元、获超 2200 名支持者,成为 Indiegogo 当年最成功的众筹项目之一。一个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中国品牌,靠一款卖到近五千美元的激光电视,在海外把三星、LG 当对手,这正是孙才金那套产品打法的成果。
这套打法,孙才金后来又用在了二次创业的虎一科技(AI 烹饪品牌 Typhur)上。虎一科技前三年零收入、纯做研发,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50%,核心成员主要来自大疆、华为、谷歌、亚马逊,已拥有 200 多件专利、其中 100 多件为发明专利;2024 年商业化首年营收 2000 万美元,2025 年增至 6000 万美元,2026 年预计达 1.5 亿美元,毛利率稳定在 64%。同一套“重研发、重设计”的信条,让他在全新赛道再次跑通。
薪酬体系的落差,是最先暴露的裂缝。在泽宝的体系里,高激励是对能力与贡献的直接回报——总监级百万年薪不是特例,正呼应了那个挂在墙上的价值观"给予其更多成长空间及相应的回报"。但在星徽的制造业薪酬框架下,50万元已是管理层的天花板。当并购完成后,泽宝团队原有的激励机制被压缩至制造业的薪资逻辑中,总监级的薪酬预期难以维系,核心骨干归属感快速流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在分析这一案例时指出,跨界并购的核心矛盾在于"文化冲突"与"激励错配":收购方更看重标的的业绩承诺而非文化、管理适配,对关键人才的激励与绑定机制往往设计粗糙。星徽与泽宝的薪酬鸿沟,正是这种激励错配的典型体现。
决策机制的冲突同样深刻。跨境电商的决策节奏以小时计——"黑五"、Prime Day的流量窗口仅72小时,错过就意味着销量断崖式下跌。泽宝被并购前,大区负责人单日可自主支配百万元级广告投放,一线运营拥有充分的自主决策空间,能够在流量窗口出现时迅速响应。星徽接管后,资源投放需要层层上报顺德总部,审批周期变得很长,流量窗口容易错过。制造业习惯了稳态运营中的层层审批——生产计划可以提前数月制定,毛利考核以季度为周期,容错空间较大。但在跨境电商的世界里,72小时的窗口期不允许任何等待,一层层的审批流程意味着机会的丧失。
田轩指出,制造企业习惯层级管控、稳态毛利考核的科层模式,直接套用到灵活、重投放的跨境电商团队,压缩激励空间、上收经营决策权,一线运营失去自主决策空间,核心骨干归属感快速流失。这一分析在泽宝案例中得到了完整印证。
两种模式的碰撞,最直观的结果就是人才流失。2020年对赌期尚未结束时,原高管魏立虎、美国区总经理伍昱便陆续离职。创始人孙才金也在同年8月被迫离开泽宝。此后流失进一步加剧——据星徽股份2021年董事会通过的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51名激励对象中已有35名离职。据一位原泽宝员工透露,熟悉跨境电商业务的原泽宝高层几乎全部离开,最后变成了熟悉五金供应链背景的人去管理泽宝。"这些人并不懂与亚马逊沟通。泽宝以前在美国有专人跟亚马逊保持实时沟通,后来全断了。"
人才的流失叠加决策机制的滞后,使泽宝在2021年亚马逊封号事件中缺乏应有的应对能力。同期帕拓逊、有棵树、通拓等头部卖家均遭遇大规模封号,但大多挺了过来。孙才金表示:"安克也曾被封过号,但能迅速打开局面,因为安克有沟通渠道和应对能力。"唯独泽宝在这场行业洗牌中未能恢复元气——不是因为封号本身不可逾越,而是因为那些懂得如何与平台沟通、如何快速调整策略的人,已经不在了。
回看整个并购历程,表面上的"业务互补"看似合理——传统制造业企业需要跨境电商的增长引擎,跨境电商企业需要制造业的供应链基础。但这种互补只停留在资源层面,在文化、管理、激励这些更深层的维度上,两家企业的基因几乎无法兼容。星徽股份董事长蔡耿锡在2025年度股东会上坦言,收购泽宝"影响很大",明确表示未来将以制造业为主业,"不能既配置制造又配置电商"。
关于这场交易的性质,孙才金一方其实有着与“并购”不同的理解。据新华社主办的《上海证券报》报道,孙才金方主张,这更像一次“类借壳”安排:泽宝当时营收已达 17 亿元,原计划在海外独立 IPO,若只是单纯寻求被收购变现,不会选择星徽这样市值仅十几亿元、营收仅 5 亿元的小体量公司——正因为看中的是“曲线上市”,才刻意选了一个足够小的壳。据孙才金介绍,双方并购时曾有口头约定,星徽实际控制人蔡耿锡承诺在业绩对赌期结束后逐步将上市公司控制权让渡给他。孙才金方称,2020 年 8 月,在三年对赌期尚未完全结束、眼看业绩承诺即将达成之际,蔡耿锡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控制权,他因此是被迫退出泽宝的。需要说明的是,真正进入诉讼的核心,并非控制权,而是孙才金离开泽宝时与星徽签订的交接协议——协议约定星徽须解除泽宝创始人的个人担保、解除其质押股票、并协助解决定增投资人的兜底义务。围绕业绩承诺完成与股东权益的多起案件已有生效判决且支持了孙才金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泽宝已完成各年业绩承诺,判令星徽办理限售股解禁并标准赔偿损失合计约 1.03 亿元;另于 2025 年终审判令星徽向孙才金等原高管支付业绩奖励金及利息合计约 2797.68 万元。
文化融合是并购中最难的一课。星徽与泽宝的案例说明,表面上的"业务互补"掩盖不了底层的"基因排斥"。一个价值观宣传栏还挂在佛山厂区的墙上,但那些践行它的人早已远去——这或许是对这场文化碰撞最沉默也最深刻的注脚。孙才金在复盘时说:"资本交割只是并购起点,企业文化、人才、权责的融合,才是决定并购成败的核心关键。"这句话,如今读来格外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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